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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被忘却的“黑色记忆”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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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FPA综合编译整理

  中国的核电站安全吗?

  核能发电,是目前人类可大规模利用的清洁能源之一,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。如何安全有效地利用核能,对解决能源问题和人类自身的安全问题至关重要。切尔诺贝利核爆炸、日本福岛核电站氢气爆炸以及核物质泄漏等一系列事故的发生,让我们开始担忧,中国的核电站安全吗?核事故离我们有多远?

  严格的审批制度

  核电站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,选址与设计是关键之一。中国核电站厂址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,要经过反复论证。除了考虑地质水文条件外,还要考虑厂址周围有没有危险因素,遇到事故时电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,以及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等,只有通过了层层审查,才会被国家列为核电厂备选厂址。在核电站动工兴建之前,国家核安全局还会对申请建设核电站的设计进行全面的安全审查,包括核电站的选址情况,堆型设计、安全系统设置,乃至核电厂组织体系、质量保证体系、事故应急方案等诸多方面。除了对外部环境和外部事件进行审查外,内部设置也要接受层层把关。例如核电厂本身的设计,设置了哪些安全系统,考虑了哪些危险因素和危害程度,如何应对突发的事故,如何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,以及整个核电站的组织体系,质量保证体系、运行的各种技术规格书等。最后,将这些审查内容汇总成一份数千页的安全分析报告,提交给环境保护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,经审查批准后方可正式兴建。

  在建设过程中,对原有设计还可能进行变更和修改,或是应核安全局的要求做出修改或完善等。因此在核电站即将建成时,还需再提交一份最终安全分析报告。只有通过最终审查,核电站才能装载核燃料,投入调试和试运行。之后,国家核安全局还会对其进行日常监督和定期审查。目前,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采用这种监管模式。

  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对核电站的评估,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、国际、国内的各类规范、标准、准则和技术要求来执行。例如对核电站的事故分析,针对事故大小和危害程度就有不同规定:频发的小事故,危害必须很小,对公众不能有任何影响,杜绝放射性物质泄漏:而在严重事故的情况下,允许的后果可以相对较重,但放射性物质释放对公众的影响也必须非常小。中国的核电站安全水平是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的。国际原子能机构(International Atormic Energy Agency,简称IAEA) 长期组织研究和制定有关核能安全利用的条例,发布全面的核电技术标准,中国的核电站基本上都是按照IAEA的国际标准执行的。世界各国也都大抵如此,当然也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微调。


  无限制假定外部危害,真有必要吗?

  科学家们也指出,在核电站的设计基准假设中,也不能无限地假设外部危害程度。现在的核电站已经设置了许许多多的安全系统,它们平时并不运行,只有在突发事件来临时才启动。为了保证它们能在这些事故情况下可靠地运行,必须做定期的维修、试验、保养甚至更换。这些应急装置,可能在它40年或更长的使用寿命里都派不上用场。

  目前,核电站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投资都用在了安全防护方面,为了确保这些安全系统的可靠使用,通常还要做两套、甚至三套四套备用系统,如果再加大投入,是否徒劳?这正是核电站安全防范的尴尬局面。目前核电站的“安全成本”已经很高了,1AEA是否还应提高核电站的设防水平,如何加码,还需要各方讨论研究。中国现在设计的核电站大多装有消氢系统,不等氢气积累到高浓度就将其消除。至于供电问题,中国现在设计的核电站都设置了额外的备用柴油发电机组,以防御全厂断电的情况发生。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,又将有一批改进措施被提出,人们对核电站安全认识水平又将提高一层。

  日常放射性物质还没有照一次X光多

  中国各地都有环境监测系统,每个大城市、每个核设施所在地都有监测点,发生重大事故后,监测的频度还会增加。通常对核电厂周围进行的是连续监测,其他地区是定期抽样检测。

  检测大气环境中是否有放射性物质的过程并不复杂,比如,检验空气中是否有碘l31,方法是将一张过滤纸(或吸附体)放在一个固定流量的排风扇出口处,排气扇把空气往纸上吹,一小时后,空气里的绝大多数杂质就吸附在过滤纸上了,再通过测量过滤纸上放射性物质类型和它们的半衰期,就能找到是否有碘131。再计算一小时流过的空气体积和放射性物质计数,就能得到空气中碘131的浓度。如果空气中碘131 的浓度过低,就需要加大排风扇的流量,以采集更多空气。但如果想测量土壤中的放射性元素,就需要更多时间。因为土壤中的天然放射性元素非常多,它们会干扰目标元素的查找,因此,要把万分之几,甚至是亿万分之几的物质分辨出来,工作量相当大。

  但是,“监测到”和“对人体有伤害”是两个概念。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中本身就有放射性物质,比如上海大约每小时为0.06微西弗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--照一次X光所受的辐射水平也远大于此,事实上,我们生活中接受的放射性照射大部分来自医疗中使用的设备。目前中国核电站设计的一般事故标准是:对电厂边界上公众的影响不能超过1毫西弗,相当于照2次普通X光的剂量。

  到目前为止,中国还没有发生过任何核电厂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泄漏的事故。总体来讲,核电站放射性物质的排放量比火电厂还要低。假如某一天,核泄漏事故真的发生在我们身边,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?首先,是撤离到安全区域。在辐射防护领域有一个所谓的ALARA原则(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), 即“合理可行且尽量低”。越远越安全,考虑事故的危害程度以确保人们安全外,还必须考虑当时当地的情形。

  在安全区域内的人们不需要太在意,只要做到勤洗澡、勤洗衣物。若遇上雨天,空气中弥散的极少量放射性物质就可能会随雨水降落,所以出行尽量要打伞。即使放射性物质落到皮肤上也没有关系,洗个澡就行,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;若真的吃了,也不是太要紧,因为平时也会有极微量的放射性物质质随雨水降落,我们通过食物已经摄人了一些。一句话,能避免就尽量避免,即便遇上了,这么微量的也无需担忧。

  抗辐射,有药吗?

  两年前,福岛事故后,上海超市里的碘盐一夜之间,销售一空--老百姓当然是奔着碘去的。不过很快,官方正式告知,这样的做法对于真正抗辐射是徒劳的。那么,抗辐射药,有吗?


  事实上,全球抗辐射药物之所以“难产”,有市场和临床两方面原因。创制一个新药有个“双十定律”:10年时间加10亿美金。制药企业无论大小,在决定投入一种新药研发时,总会先考虑市场前景:投入的研发经费能否从市场中赚回来。抗核辐射药物的市场有多大?相对于心血管疾病。糖尿病、癌症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患者来说,暴露在高剂量核辐射下的人群太少了,尤其在没有核战争的年代。肿瘤、高血压、肥胖的医疗市场高达数十亿、数百亿美元,而抗核辐射药物呢?或许政府储备才是最大市场,即便如此,市场容量依旧不够让制药公司收回投资。谁会是这种药可能的买家和消费者?这才是最大的问题!

  如果说没有赢利动力,制药公司不会参与,那么全球还有众多科研机构、非营利组织。他们为何不能利用各自的渠道,为人类创制防核辐射的药物呢?美国政府曾投入数亿美金,用于研发治疗急性辐射综合征的药物,应对核电站事故就是其主要目的之一。因此,美国不少实验室也创制出了一选药物。但这些药物在用于病人由临床试验,而要获得各国批文却是难上加难,关键问题就在于缺乏临床病人。

  不过,目前有消息表明,美国、中国等国家正在积极攻克市场和临床两方面的难题,对于有效抗辐射药物何时能够问世,我们拭目以待。

图片来源:百度图库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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